华润电力(行情 专区)并购山西金业被控侵害小股东权益一案，已定于8月5日在香港开程序确认庭。在距开庭仅剩4天时，《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华润方面正和原被收购方金业集团进行一项转让——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交易事务中心，中社井田精查探矿权和红崖头井田8#9#详查探矿权，将由金业转让给华润。8月2日，该项转让交易已经完成。而诉方华润电力小股东方代理律师称，在此前的7月25日，金业集团获得了中社和红崖头煤矿的探矿权证。

　　而以36亿元、4亿元的价格并购上述两个并购协议签署时不具有有效探矿权的煤矿的归属，将对诉讼产生重大影响。有关资料显示，上述两宗探矿权在华润电力 2010年收购金业“10个资产包”时，已不属于金业集团，属于过期和无效矿业权利。华润电力(00836.HK)在其2010年年中报告的“管理层讨论分析”一项涉及“煤炭业务发展”的内容中称：“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与山西金业煤炭集团订立10份资产转让协议，该10个实体中包括3个煤矿，即原相煤矿、中社煤矿、红崖头煤矿，以及7家煤矿相关企业。”而“中社煤矿、红崖头煤矿”的探矿权证，彼时都不在金业手中。

　　《中国经营报》分别于2013年3月25日、6月3日就华润电力高价收购山西金业，和审计署对华润电力并购进行审计，随后，华润董事长宋林被两人通过微博实名举报。由部分小股东组织起来的诉讼团队也因此对华润现董事会提起诉讼，并已确定于8月5日在香港开庭聆讯。而中纪委对举报的调查，尚未有明确结果。

　　探矿权证“峰回路转”

　　在风口浪尖上，华润和金业“恶补”三年前的“缺课”。

　　本报记者从起诉方律师处获悉，7月25日，金业集团再次获得中社和红崖头两宗探矿权证。7月26日，山西国土交易中心发布晋国土资交矿转公告【2013】(010)号和(011)号公示，称“受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委托，山西省国土资源交易事务中心对将山西省古交市中社井田精查(保留)探矿权以协议方式转让与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另一公示交易对象为“红崖头井田8#9#详查(保留)探矿权”。

　　公示期限为2013年7月26日至8月1日。

　　8月1日下午，刚刚获知上述转让公示消息的山西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勇，受某相关案件当事机构委托，紧急对此交易提出异议。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已经将他们的反映记录在案，并会向其委托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汇报。据本报记者了解，同时对该宗交易提出异议的还有其他机构及个人。

　　胡晓勇认为，这两宗矿业权，曾经由金业集团取得，而后到2009年，由于未按规定申请办理延长探矿权保留期限，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该年11月15日发出“晋国土资函(2009)645号”函，函告山西省政府，金业集团该两宗权证“目前均已超过有效期限，勘查许可证成为无效证件”。三年后，2013年7月25日，这两权证又标注“保留”字样，回到金业集团手中，并于获得权证后第二天紧急转让，整个过程很蹊跷。

　　胡晓勇表示，山西省国土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2009年645号函和7月25日核发这两个权证的决定，一个声明作废，一个称仍“保留”，是哪个文件错了。其次，金业再获两个探矿权证，是此前权利的“保留”，还是重新获得？如果是保留，与645号文不合，如是重新取得，与“矿业权转让必须公开，走招拍挂”的程序不合。“因为我们没有在山西省国土厅网站上看到任何关于这两宗权利公开转让的公告。”胡晓勇说。

　　就“中社井田精查探矿权”和“红崖头8#9#详查探矿权”两宗矿业权的设立、流转过程，本报记者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地勘处咨询，因地勘处分管此领域的貌某外出，未能查阅。同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许可权的设立、变更及转让，每个节点都需通过本处，如果有分管领导签字，此过程可以查阅。8月2日下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宣传中心向记者证实，上述两宗矿业权转让交易已于8月2日上午完成。胡晓勇获知交易完成的消息后对记者表示，在交易中心明确表示收到异议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交易，属于违法程序，他将向国土资源部提出行政复议。

　　价格争议仍存

　　记者发现，金业集团在2009 年之前曾经拥有的该两个证件编号，和上周又获得的同样两份证件，编号并不一致。早前的两个编号分别是，中社：1400000740006；红崖头：1400000740003。目前转让的两证件编号则分别为T14520130701048043和T14520130701048042.

　　由于在公示期间被提出异议，华润和金业的矿权转让能否完成，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晋政办发〔2008〕83号(下称“83号文”)和《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7号)两个文件，中社井田在被参与并购前缴纳价款1840万元，尚欠2749余万元；红崖头井田缴纳了全部价款337余万元。按照83号文的规定，假使这两处探矿权在2010年依然存在，兼并重组这两处“探矿权”，华润集团付给金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张新明的金额也应远低于其并购价格。

　　而根据华润整合金业所依据的山西博瑞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中社和红崖头两宗无效证件，分别被按照即将投产的两个“煤矿”的标准，评估出其价值为36亿8千余万元和4亿8千余万元。

　　加多宝和广药的纷争再起波澜。记者昨日了解到，针对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的广告语，广药集团已向广州中院提起诉中禁令申请，并将于本月6日听证。这也是继年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的宣传广告语被禁后，加多宝广告语再次遭遇广药的狙击。加多宝方面称，若广告语被禁，或将给公司带来超过十亿元损失。

　　广药再诉加多宝涉虚假宣传

　　昨日，广药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商报记者，“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这则广告因涉嫌虚假宣传目前已在湖南、重庆和广东三省立案，7月24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药集团向广州中院提出对加多宝广告语的诉中禁令申请，目前广州中院已经受理该案，并将在8月6日举行听证会。

　　该负责人表示，加多宝的各种虚假宣传广告对王老吉品牌价值进行恶意侵蚀和转移，“对广药王老吉的经营造成了重大伤害，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超过30亿元。”

　　对此，加多宝公关部负责人昨日向商报记者证实，日前公司已经接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广药已经在广州中院提起了对加多宝广告语的诉中禁令申请，要求法院不必经过审理率先裁定加多宝公司停止使用“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等广告语。

　　加多宝损失或超10亿元

　　中投顾问食品(行情 专区)行业研究员向健军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告对快消品行业尤其重要，广告语一旦被禁，加多宝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重新策划新广告；另一方面，新广告语能否比肩现在的广告的效应也是个未知数，因此加多宝后半年的销量也就具有不确定性。

　　加多宝相关负责人向商报记者坦言，广药在年初提起的“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的诉中禁令申请中，广药仅仅提供了500万元的保证金 ，但是裁定结果却导致加多宝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这些损失中包括全国各地投放的硬广、终端店招和其他宣传物料的费用，还不包括为此导致的商誉损失。”

　　该负责人表示，广药此次诉中禁令申请的担保金还是500万元左右，加多宝将可能再次因为广药的较低额度的担保导致超过10亿元的经济损失。广药方面也表示：“如果法院支持广药的申请，加多宝将面临撤销全国所有‘销量说’广告投放的结果，其为虚假宣传付出的直接代价将超过10亿元。”

　　争议焦点

　　A 虚假宣传还是真实销量？

　　“广药认为‘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的广告语是虚假、不实宣传。”广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多宝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的权威报告，但是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的一份公开告知书显示，《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没有单设“凉茶”这一指标，也就意味着国家统计局没有对凉茶品牌及销量进行统计。

　　不过，加多宝坚称，国家统计局下属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公布的数据是权威数据，2012年 7~12月，凉茶行业中加多宝红罐凉茶占到80%以上的份额。同时，全球权威调研机构尼尔森对罐装凉茶饮料品类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在2012年7 月~2013年6月间，加多宝红罐的销售额占据整个凉茶行业的81.7%，“广告语已是保守宣传”。

　　“‘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广告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经得起公平正义的司法检验。”加多宝相关负责人说，加多宝的宣传没有任何虚假成分，也与其他生产经营者并无关系。

　　B 是否适合使用“诉中禁令”？

　　加多宝集团法律顾问姚岚向商报记者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谓的诉中禁令是指，仅在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迫情况下，人民法院才有可能根据原告的申请，责令被告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临时行为保全措施。而加多宝的广告语并没造成紧迫情况。

　　不过清华大学经济与法研究部主任杨鹏认为，诉中禁令并不适用于广告宣传领域，本次诉中禁令申请都严重背离事实，法院应该当场驳回。

　　8月2日晚间，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称，中国重工 (601989.SH)、重工转债(113003.SH)已于2013年5月17日停牌。公司于5月24日发布《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公告》，因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正在筹划有关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涉及军工重大装备总装业务，属境内资本市场重大无先例事项，公司证券连续停牌。

　　公告称，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不断研究完善方案，持续与有关主管部门沟通，公司证券将继续停牌。

　　公司称，停牌期间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8月2日晚间，青岛碱业 发布公告称，公司积极响应青岛市政府号召，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于2013年8月2日收到青岛市财政局拨付的限产减排奖励资金1.6亿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表示，近年来相继投资建设了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工程、烟道气回收生产小苏打工程，并采取限产减排措施，减少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于 2013年7月1日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称，青岛碱业平度分公司确立了在平度新河率先启动8万吨/年硫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投资金额4.06亿元。2012年全国小苏打产量预估在130万吨，目前公司产能12万吨/吨，搬迁后产能将调整为8万吨/年。

　　公司称，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该项目本着技术先进、节能降耗、环境清洁的原则，装置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减小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设置公司环境管理机构，设配备专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

　　公司今日表示，获得的该项补助资金尚未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上述项目的政府补助计入2013年度的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该损益最终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将对公司利润产生正面影响。

　　一位合伙人的离职再次让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九鼎投资”)备受关注。

　　“在当下，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谁走了，而是这背后折射出来的信息，九鼎投资怎么了？”一位PE合伙人就对《中国经营报> ， )》记者直言，作为全民PE浪潮中的一匹黑马，九鼎投资的一举一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在过去的短短5年多时间，从管理规模只有1.76亿元的一只基金成长为管理累计超过200亿元规模的大型PE，九鼎投资用工厂化的模式投资的项目超过200个。

　　野蛮成长的同时累积的问题也不小：摊子铺得太大，投的案子太多，如今IPO市场迟迟不开闸，无法退出的矛盾前所未有的激烈，人员流动只是矛盾的显现。

　　IPO冰封一年多之久，以投Pre-IPO为特色的九鼎投资来说，影响几何？九鼎投资的转型路径无疑值得关注。

　　反思“PE工厂模式”投资降速

　　这两年时间里，九鼎投资入股的项目极多：2011年为80家左右，2012年40家左右。对于九鼎投资异于PE传统的打法，同行和外界给它贴上了诸如“PE工厂”“搅局者”“PE公敌”等标签。

　　2009年10月，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同时成为首批28家登陆创业板 的企业，正是这一案例让九鼎投资一夜成名。彼时，九鼎投资还尚未显现出其“疯狂”。据了解，在2010年3月前，九鼎投资投资的公司还不到20家。

　　随后，九鼎投资以其独特的模式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在PE泡沫高峰期的2011年和2012年，九鼎投资成为国内最活跃的PE机构之一，多次被行业机构评为最佳PE投资机构。

　　按九鼎投资创始人黄晓捷的话说，此前九鼎投资特色鲜明，以Pre-IPO项目为主，他们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标准去全国各地筛选企业，符合上市条件的便投资。

　　“什么项目能上市、不能上市非常清楚。这就像水面上捞一层油，纯粹是技术活。” 黄晓捷曾如是说。为了抓住这个机不可失的机遇，九鼎投资采用了人海战术，在各地布满了项目开发的团队。

　　对于九鼎投资的模式，有前九鼎人对记者表示，任何模式都有可取之处，模式只要适合就好。

　　这两年时间里，九鼎投资入股的项目极多：2011年为80家左右，2012年40家左右。而对于九鼎投资异于PE传统的打法，同行和外界给它贴上了各种标签，诸如“PE工厂”“搅局者”等称号。

　　而彼时，一些稳健的PE机构基本收紧了自己的钱袋。如上海谱润投资从2011年5月份就暂停，直到2013年才又开始投项目。

　　九鼎投资已经在今年放慢速度。“到目前为止，我们投资的企业在200家左右，投资金额在150多亿元。”九鼎投资合伙人康清山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以来九鼎投资跟其他PE一样也把速度降了下来，减少了对项目的投资数量。

　　为了“退出”的转型

　　并购正逐渐成为PE退出的一个重要通道，九鼎投资的做法是，针对已投的企业，继而开展一些业务协同、同一产业链上下的整合。

　　然而，九鼎投资前几年狂飙突进时的流程化、工厂式的做法，收获大量项目，但现在必须直面惨淡的IPO市场。

　　这200多个项目何时才能够退出来？相比之下，九鼎的压力更大。

　　的确，对于投资Pre-IPO的PE来说，多少有点靠天吃饭的意味。A股IPO停发一年多之久，共同煎熬的是等着排队上市的企业以及背后的PE.

　　截至目前，在九鼎投资投的200多家企业中，已经上市的项目不足15家，通过并购退出的案例也很少，一个案例是刚完成不久的邦和药业通过被上海莱士并购退出。在5年多的时间内，九鼎投资成功退出的案例不足十分之一。

　　另一个数据显示，尽管在IPO排队企业名单中，九鼎投资投的企业绝对数最多，但同时也是企业撤单最多的机构。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IPO财务专项核查自查阶段结束之前，九鼎投资入股的6家企业撤销IPO申请。

　　以上数据意味着，主要靠业绩吃饭的PE团队难以“吃饱”，来自LP(基金投资人)的压力亦不小。

　　另一重压力在于：截至目前，九鼎投资还没有完成一只基金的清盘这意味着，九鼎投资旗下某些基金被迫延期，投资人无法分享业绩。

　　这也直接导致了九鼎投资的人员变动。

　　对于人员流动，康清山坦陈，离职的员工多数是做开发项目的，众所周知，目前项目不好找，也不好投，而这与他们的激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离职也属正常。“公司核心投资团队一直很稳定。我们强调团队，是团队作战，不是某一人的功绩。”

　　在人员动荡，项目无法退出之际，据记者了解，九鼎投资同样在谋划升级及转型之路，试图进入并购、债权甚至二级市场基金等领域，不过，这一切都指向消化已投项目。

　　“九鼎投资已经在原有业务模式上进行了升级，抛弃了传统参股投资的方式，过去多以价格抢项目，现在我们会以产业运作的思路去操作项目，在给钱之外，带来产业资源。”康清山说。

　　九鼎投资合伙人蔡蕾认为，在PE新时代中，真正有意义的PE资本应该兼具金融和产业两种资本特色。一个好的PE机构应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募集管理和考核，但同时以产业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投资和经营。

　　并购正逐渐成为PE退出的一个重要通道。据了解，九鼎投资的做法是，针对已投的企业，继而开展一些业务协同、同一产业链上下的整合。比如，选出一家公司为平台，整合上下游企业，通过增资(可能是股权也可能是债权)帮企业连续收购逐步做大。也可能是通过定向增发甚至大宗交易参股上市公司，再协助其实施产业整合并购，而被并购的对象可能包括已投企业，实现退出。

　　“我们两头都做，可能帮助投资企业寻求并购目标也可能帮助它被并购，同时也会参与到上市公司中来，通过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来实现并购。”康清山表示，具体模式比较灵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九鼎投资并未成立专门的并购基金。“现在还是用之前的股权基金在做并购的事情。我们正在跟合作机构接触，准备推出债权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康清山说。

　　不过，康清山再三强调，这些新增业务都是围绕自身的核心能力和主营业务，围绕已投企业的资源去做。“未来的主营业务还是股权投资，但业务比重会有所下降。”

　　而在同行眼中，九鼎投资目前的这些做法以及所谓的转型都是对过去快速发展的“补课”。在过去，一二级市场差价很大，而且又是投资Pre-IPO，许多PE忽略了对企业的增值服务。

　　康清山也认可，靠一二级市场差价来获取利润已经越来越难。“PE获利主要靠两块，一是企业自身的增长，二是一二级市场的差价。但是，后者差价的缩小是明显的趋势，我们要靠企业的增长来获利。”

　　业内人士分析，九鼎投资涉足或即将涉足的并购、债权及二级市场基金都是为了已投企业，在帮助企业成长同时给自己解套。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 ，是福耀玻璃 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行情 专区)玻璃制造商。

　　交接班要靠团队的力量

　　即便是肯吃苦，顺利交接仅靠曹晖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也不够，必须靠团队的力量。

　　让子女意识到承业是种责任

　　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决定他更多是为当时的业绩和薪资负责。那么，谁来为企业的资产负责？移交给子女，孩子辛苦，但他能为企业长远的资产增值负责，能够团结尊重管理团队。

　　天下事，不了了之，这就是交接

　　我认为，我所做的事，也不一定全部正确。你如果都去看，彼此的观点不一样，你出面还是不出面？最好的办法是，眼不见就好。

　　高工资、高福利才会有企业的高效率

　　当员工对企业有了认同感，才能主动创造更高的效益。对于员工的创新，福耀集团不计较无意造成的损失。

　　面对危机，自救

　　如今有很多企业等待政府出台政策来刺激经济，曹德旺不赞赏这一做法。“政府也有很多困难，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灾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需要救助。企业的问题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

　　1983年，37岁的曹德旺创业投身汽车玻璃制造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在一个全新专业的领域做到了顶尖水平。如今，福耀集团为国际八大汽车厂商提供OEM配套业务，是全球销售量排名第二，国内最具规模、技术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

　　从2012年起，中国的汽车业飘起了阵阵阴霾：限行、限购、结构调整，让自主品牌折戟。作为汽车产业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福耀集团的财报显示，业绩增长了5.6%。这一成绩的取得，曹依靠的不仅仅是福建人特有的苦干和勤奋，更凭借着对市场敏锐的判断和把握能力。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五常”特质中的智，就是指企业家需要看问题有前瞻性，通过现象和因果关系来推算，从国家的政治、社会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实施的情况分析，对于潜在的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来判断企业应该增加投资还是减少产能。凭借着企业家敏锐的嗅觉，曹德旺大刀阔斧地劈了“三板斧”。

　　关闭生产线，停止扩张性投资

　　在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福耀依然业绩亮眼，实际早在2011年就做好了部署，而企业的效益有一个滞后期，到12年才有所显现。

　　“这与我们在2007年、2008年起推动管理升级有一定的关系。”曹德旺说，早在那时起，他就预测到中国经济将不会一路高歌，福耀采取了一套精益管理手段提升工效。

　　变革的首要工作就是降低负债，关闭了通辽、双辽、福州、海南四家工厂的5条浮法生产线(海南两条)，使之不再占用资金。在当时，曹做出要关闭生产线这样的决定时，福耀集团的管理层和员工们都无法接受，还嘲笑他的判断。而福耀玻璃的营业收入在2006年和2007年，每年都增长30%以上，2008年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如果在2008年也同样实现营业收入增长30%，作为大股东的曹德旺就无需向小股东兑现买10股送10股的股改承诺。 “当时，我为了让管理层相信我执行的决心，毅然关掉了那几条生产线，损失了十几亿元。不仅让2008年的增长额全部打了水漂，我作为大股东还拿出了 7000多万股出来，赔给小股东。这笔钱大概有8亿元。”曹德旺回忆，当他做完了这些之后，福耀的管理层才意识到，曹总判断的经济危机，可能真的会发生。

　　在关闭多余的生产线后，他又停止了扩张性的再投资。“我预计经济危机到来时，社会需求会减弱。于是采取了少投资，限制扩张的办法，需要扩张生产能力的，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将主力放在技术改造上面。同时，还促进现金回流，把从银行(行情 专区)借的钱，尽快地还回去。”这样的举措有很多，比如同样生产100万套汽车玻璃，从征地开始到建好，需要3亿元人民币，如果只是不征地、不盖厂房，只在原厂房基础上改建，100万套只需要1.8亿元，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管理成本和职工的劳动成本。

　　高工资、高福利才有高效率

　　解决了固定资产的问题后，曹德旺把重点放在了人的问题上。对比国外工人的薪酬发现，中国员工的工资比他们低很多，他要让工人薪水与国际接轨，采取了每年加工资的措施，连续5年每年涨幅都超过15%。2012年年末工资和2008年年末工资比，增涨了一倍。按照绝对值算，2008年工资只占全年营业额8%，2012年占全年营业额的10%。

　　在曹德旺看来，中国工人工资低，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比，劳动效率也低，仅为美国的1/8，日本工人的1/6。国外工人不仅素质高，工作熟练度高，而且雇员意识也浓。福耀的这番做法，就是为了去掉“悬在员工头上的一把刀”，让员工能够安心工作。

　　“高工资、高福利才会有企业的高效率。”当员工对企业有了认同感，才能主动创造更高的效益。对于员工的创新，福耀集团不计较无意造成的损失。比如在福耀的工序流转环节，隔离玻璃时一直用进口3M胶，价格昂贵。有一名工人看着心疼，觉得胶的作用只是用来保护玻璃，不需要用这么好的胶，他就自己每天利用下班时间骑车去全市找可替代的胶，用了3个月时间，终于找到一种可替代的材料(行情 专区)，在一片玻璃的生产成本能节省几毛钱。后来，福耀集团停止了在这一环节上的3M胶，用了替代产品，就此一项每年能节省几百万元。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曹德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2007年至2012年，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了60%~70%，几乎相当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2012年，人工成本增加，新企业免税到期，汇率波动损失1亿多元的收入，在这些不利因素下，2012年利润仍比2011年有所增长。”

　　精益化改进

　　解决了负债与员工工资问题，曹德旺做的第三件事则是改造生产线，提高精准率。经过周密的测算发现，一条生产线所需的功率，电机超负荷状态，只需要15千瓦就能满足生产。因此福耀就测试，在保证安全系数的基础上去掉了多余动力；以前福耀采用的是5米长的生产线，经过测试，我们发现3米的长度就能完成相关的工序，工人每人还可以少走6步，就锯掉了多余的2米，还将生产线全部改为自动化；在节能方面，厂房的屋顶是钢结构，可以挖开三分之一做采光，此后，厂房白天就不需要照明了。还根据不同的位置设计照明强度，仓库的照明可以弱化，而检验处的照明加强。每一项措施都考虑到每一分钱的节约，最终达到生产效益最大化。

　　为了减少库存，曹德旺想出一个十分高效的办法，以前出口产品下线后，会堆在仓库整理编号，包装之后再运出去。而在2008年之后，福耀集团所有出口产品，下生产线后直接放进集装箱。每天工厂门前放50~60个集装箱，一天装20个货柜，当天就运走了。这一举措节省了车间和仓库，大大提高了资金周转的效率和仓库需求的面积。

　　这些应对危机的措施，最终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回顾这些办法，曹德旺说：“我们中国企业，面对目前国内外日趋严峻的形势，最佳的办法就是用自救的态度，自己寻求解决之路。求自己，因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他看到，如今有很多企业等待政府出台政策来刺激经济，曹德旺不赞赏这一做法。“政府也有很多困难，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灾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需要救助。企业的问题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